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张红宇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要求全党同志正确认识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强调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时刻都要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关心群众疾苦，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作为党的农业工作者以及党的农村政策研究和执行者，怎么理解“三个代表”的思想精髓，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把握和解决中国最广大人民——农民的收入问题，就成为做好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一、为什么要高度关注农民收入问题

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阐述的“三个代表”基本思想。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构成最大多数人的主体。早在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指出，对农民要“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离开一定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利，任何阶级的任何积极性是不可能自然产生的。”按照这一指导思想，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党在农村推行的各项方针政策，始终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代表了最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农民群众因此有了巨大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生产力有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并因此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150多年前，《共产党宣言》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也就是说，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全部任务和责任就是为人民谋利益。我们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历来是衡量党的一切工作得失的最高标准。80年来我们党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集中体现，在我国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为广大农民群众谋利益。事实上，中国的问题说到底是农村、农业、农民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解决农民问题，而解决农民问题的核心是维护农民的经济利益。现阶段维护农民经济利益的核心是高度关注农民收入问题。

关注农民收入就是关注党在农民心中的形象。农民是最朴素，也是最重实际的。谁能给农民带来切身的利益，谁能让农民有一个好年景、好收入，让农民过上幸福安定的好日子，农民就听谁的话，愿意跟谁走。团结和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不仅是夺取政权的基础，也是巩固政权的基础。在大革命时期，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权，就是在农村紧紧团结和依靠最广大的农民群众，从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入手，“打土豪、分田地”，推翻了三座大山，从而也取得了执政党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巩固政权，也是在农村紧紧团结和依靠最广大的农民群众，从土改到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从消灭贫困到奔小康，党的农村方针、政策的着眼点，总是最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从而使党在农村有稳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并使党在农村有稳定的执政党地位。无数事实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紧紧团结和依靠农民群众，重视农民的利益，关注农民的收入，农民就高兴、就满意，我们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什么时候忽视了农民的利益，对农民收入漠不关心，党在农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就会受到影响，农民就会有意见，就没有生产积极性，我们党的各项事业就会受影响、受挫折。

关注农民收入就是关注农村社会稳定。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稳定是政权稳定的基本条件和基础。农村社会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在我国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什么事情都办不成。“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我国有13亿人口，70%的人口在农村，农村稳，天下安，这已被无数事实所证实。但农村社会稳定最重要的基础是农民群众收入有保障，生活安宁。只有农民利益切实得到保护，农民收入年年有增长，工农、城乡关系协调，经济就发展，社会就稳定；反之，农民收入没有大的增长，农民生活水平不能年年有提高，工农、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往往容易引发农村干群关系紧张，农村社会治安状况不好，这不仅影响经济发展，也影响到农村社会稳定，进而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

关注农民收入就是关注农村经济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归根结底要靠农民的劳动和创造，要靠发挥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革开放20多年来，农业和农村经济之所以取得长足的发展，关键是我们党在农村实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发挥了作用，土地采取家庭经营的方式，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农民群众享受到充分的民主权利，获得了经济利益。特别是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由于实行了家庭承包经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这种积极性又转化为巨大的农村生产力，不仅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而且对农民收入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实践证明，只有维护和保护农民的利益，坚持多予少取的方针，使农民真正得到实惠，才能保护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生产力提高才有坚定的基础，才能使农民有能力和积极性发展农村经济。换言之，保护农民利益，就是保护农村生产力，就是保护和发展农村经济。

关注农民收入就是关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工业和农业、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两者发展的合理比例关系，不仅是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巩固党领导的工农联盟的政权基础。事实上，农民收入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质量，阻碍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影响工农、城乡关系，这对城市经济发展也极为不利。而城乡经济不能协调发展，不仅不利于国民经济健康成长，最终也会危及工农联盟的基础。比如，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农村市场潜力巨大，农民收入如果搞上去了，农村市场就活跃，工农、城乡关系改善了，整个国民经济就活了。反之，农民收入上不去，农村市场启而不动，扩而不张，城乡经济良性循环就无法实现，工农、城乡关系不能改善，最终影响经济发展的大局。

总之，农民收入问题事关全局，切实有效地增加农民收入，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高度关注农民收入，是正确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也是做好新时期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

二、要认真分析农民收入的基本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从总体上看，农民收入增长较快，农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但年际间波动很大，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1978—1984年，农民收入快速增长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逐步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国家大幅度地提高了农副产品价格，1984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比1978年提高了47.1%。党的农村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的大发展。农业增加值平均每年增长7.6%，粮食产量年均增长5%，棉花、油料分别增长19.3%和14.7%。在农产品产量增加和农产品价格提高双重作用下，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15.9 %。

二是1985—1991年，农民收入波动增长阶段。这一时期，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导致农民支出增加，同时由于农产品需求不旺，多数农产品价格下跌，1990、1991两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下降了4.6个百分点，一些品种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积压卖难。而且，乡镇企业发展速度明显放慢，安排劳动力就业人数减少，农民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下降。农民人均纯收入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实际增长仅为3.35%，其中1989年为负增长。

三是1992—1996年，农民收入较快增长阶段。农业在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需求拉动下迅速增长，粮食产量由不到9 000亿斤跨上了1万亿斤的新台阶。同时农产品价格提升较快，1996年收购价格指数比1992年上升了98.2%。再加上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和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农民收入快速增长，人均纯收入实际年均增长5.3%，1996年达到9%，为20世纪90年代最高水平。

四是1997年至今，农民收入增速回落阶段。随着农业连年丰收，我国农产品出现了供求平衡、丰年有余的局面，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由于多数农产品供大于求，价格持续下跌，1999年收购价格指数比1996年下降了24%。即使2000年粮食减产9%，减幅为历史之最，而粮食价格反弹乏力，与上年同期相比仍是下降态势。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能力减弱，农民进城务工难度逐渐增加，致使农民收入增长速度逐年下降。按不变价格计算，1997—199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分别比上年下降4.3、0.3、0.5个百分点。2000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 253元，实际比上年增长2.1%，增速比上年又回落了1.7个百分点。

从农民收入的构成看，来自农业的收入已连续三年下降。1997—2000年，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从1 268元下降到1 091元，减幅达到14%，农业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首次下降到50%以下。2000年农业收入下降主要是来自种植业的收入减少98元（因粮食减产和价格下降农民人均减收120元；因结构调整和经济作物增产人均增收22元），畜牧业收入增加了49元。农民增收因素中，工资性收入是增收的主要来源，全年人均工资性收入增加71元，增长11.2%，达到701元，占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1.1%。农民家庭经营二、三产业人均收入比上年增加29元，增长9.3%，达到338元，占人均纯收入的15%。

从不同类型农民增收情况看，出现“三个掩盖”，即：部分富裕户增收掩盖了普通农户减收，非农兼业户增收掩盖了纯农户减收，东部农民增收掩盖了中西部农民减收。据我部对全国5 830个农户的调查结果显示，近几年少数高收入农户的收入在增长，多数低收入农户的收入增长不多甚至减收。2000年人均纯收入1 500元以下的农户是减收的，500元以下的减幅在近40%；1 500元以上的农户增收，3 500元以上的增收幅度在4%以上。国家统计局农户抽样调查资料显示，1999年全国农户平均增收48元，而其中占农户总数68%的纯农户和以农为主的兼业户则减收13元。2000年这种趋势仍然比较明显。与此同时，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拉大，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郊区农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而大部分中西部省区农民收入增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不仅使农民消费支出增长极为有限，制约了农户的生产投入能力，而且影响了扩大内需方针的落实，阻碍了城乡经济良性循环，恶化了工农、城乡关系，引发了农村干群之间的矛盾，不利于农村社会稳定，已成为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的突出问题。

    三、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决农民收入问题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农民收入问题已成为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农民收入问题不解决，不仅影响党在农民心中的形象，而且影响党的事业。可以说，农民收入问题事关全局。中央明确提出，要把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目标，并放在整个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江泽民同志指出，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点，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作为检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成效的重要标准。因此，我们要按农业部确定的工作思路，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想方设法为农民谋利益，要带着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深情厚谊，深入基层，深入农村，了解民情和民意，要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干农民之所需。要以农民群众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为自己行为的准则，诚心诚意为农民群众排忧解难，千方百计把农民收入搞上去，切实增加最广大农民群众对党的感情，搞好我们的各项工作。

    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是一篇大文章，不仅要有深厚的感情，真心实意地做好这项工作，而且必须要有新思路。既要大力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又要在农业外部寻求增收途径；既要全方位开辟农民就业和增收的渠道和领域，又要实行分类指导，突出重点，抓好中西部、粮食主产区、纯农户和低收入户增收；既要从当前出发采取能尽快见效的具体增收措施，又要着眼于长远寻求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治本之策。当前要突出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继续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全面提高农业的素质和效益。这是当前增加农民收入的一条现实途径。应紧紧围绕提高质量和效益这个中心环节，面向市场，依靠科技，因地制宜地引导农民自主调整种植、养殖结构，大力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向农业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使农业在新的台阶上继续保持旺盛的发展活力，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二是发展二、三产业，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转移农村劳动力。这是保持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根本之计。我国耕地面积人均不到1.5亩，只在农业上做增收文章，潜力有限。从长远看，不改变9亿农民搞饭吃的局面，农民富裕不起来，现代化也实现不了。必须加快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把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流通、加工、服务等领域，向二、三产业要收入，拓宽增收的空间。据测算，未来15年如果我国城镇化水平提高15个百分点，达到目前的世界平均水平，就将有2.5亿农村人口变成城镇居民，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农民仅此就会增收15%。据山东有关部门调查分析，农村人口每减少1个百分点，农民人均增收200元。

三是坚持深化农村改革，落实农村政策，把农民积极性保护好、调动好、发挥好。关键是要把按保护价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落到实处。近几年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是农民收入增速减缓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一方面通过深化农村改革，创新农业运行机制和经营方式，降低成本，增强农产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要按照中央精神，加快粮食流通市场化改革，拓宽粮食收购渠道，允许用粮企业和粮食经销企业按政策规定到农村收购农民余粮，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沿海粮食主销区，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粮食市场化改革，探索利用市场机制搞活粮食流通的新路子。

四是根据不同经济区域特点，制定并实施不同的增收政策，缩小地区间农民收入差距。这是农村全面实现小康的重要基础。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城市化滞后工业化的矛盾比较突出，在大力发展优质高效创汇农业的同时，把加快乡镇企业二次创业和推进城镇化结合起来，加快农村劳动力和人口的战略性转移，进一步提高农民增收水平。引导中部地区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特别是加快“两个转化”，即发展畜牧业实现过腹转化和促进粮食等农产品加工转化，提高农业比较效益。积极发展个体民营经济，壮大农村二、三产业。引导西部地区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积极组织农民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做好退耕还林还草工作，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和草食畜牧业，并组织好劳动力有序输出，多途径增加农民收入。贫困地区农民增收是工作重点，也是难点。要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实行开发式扶贫，落实扶贫责任制，扶贫到村到户，在帮助农民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切实增加收入。

五是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采取财政投入、补贴、贴息等多种方式，增加对农业和农村公共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帮助农民减少自然和市场风险。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调整农业投入的使用结构，从支持农业生产转向支持农村全面发展，从支持农产品产量增长转向支持农民收入增长，集中资金，突出重点，建设一批有利于农民直接增收、有利于提高农业抗灾能力和改善农村市场条件、有利于提高农业竞争力的项目。

六是加快农村税费改革，加大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力度。从一定意义上讲，减负就是增收。近几年，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一些地方农民负担不仅没有减下来，反而有所增加。而且，由于农民收入差距扩大，农民税费负担不平衡性加剧，中低收入农户、以农业为主的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负担较重，这部分农户的负担率都在5%以上。因此，必须加大工作力度，切实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政策措施。同时，要按照中央“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办法）的内容，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探索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

总之，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新时期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也是我们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出发点。只要我们心系农民，心系农业，心系农村，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把农民收入搞上去，党在农村的各项事业就会有扎实稳定的基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就一定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