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部纪检组监察局  王朝华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不仅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刻内涵，还突出强调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80年发展的历史进程看，坚持和弘扬与时俱进的品质，不仅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而且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我感到，对共产党人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感情和立场问题，也是一个哲学方法问题。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门科学，本身就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如果我们信仰这门科学，我们就有责任去不断丰富和发展它；另一方面就是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而这一点，对我们更具有现实意义。下面我想就如何坚持“与时俱进”品质谈两点认识。

一、坚持“与时俱进”品质，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提高社会主体——人的素质，而素质要素的核心还是要解决认识论和方法论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我们对人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除政治条件外，对学历、学位、外语、技能、年龄、任职经历以及廉政情况逐渐有了一些硬性的指标。我们确实需要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坚定立场的人、具有比较广泛而深入地掌握了前人所创造的文化知识的人、具有自觉的创新意识和能力的人、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准的人。但是，在对干部素质的衡量标准上，我感到我们还有一个巨大的空缺，这就是对人的素质的最核心部分——世界观的理解和认识还存在着一定的简单化和狭隘性。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科学的世界观，是因为它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因为它是无产阶级创立的。但是，这绝不是说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所独享，更不是说只要你是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你的世界观就是科学的了。世界观绝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标准，因为它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世界观绝不能成为自我标榜的政治口号，因为它确实真实地反映着一个人认识世界的方法和尺度。如果共产党队伍中的人，不能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不仅个人要受到惩罚，而且要殃及他所管辖所有范围，苏联共产党和我们党的历史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科学的世界观有那些要素构成呢，我个人的理解，应该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一是党性修养和政治立场，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坚持的首要问题；二是知识构成及更新程度（特别是更新程度），这是人的能力的基础；三是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这直接决定了认识过程是否深入、完整和严谨；四是实践与环境，认识靠实践，但环境可以制约实践和认识。这里，我想专门讲一下思维的方式、方法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标榜自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而实际却陷入形而上学泥淖的大有人在。一方面是把世界观、方法论庸俗化，在讲辩证法时往往只讲对立统一，讲对立统一又只讲一分为二，讲一分为二则只孤立地强调重点论，到最后，实际只剩下了一点论。另一方面是不关注也不清楚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对认识论、方法论的影响。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文环境对人的思维方式的束缚。

有人把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性分析归纳为封闭性、求同性、单向性、直观性、超稳定性和亚节奏性。还有人把它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实证型思维——未来都是伪，现实才是真。他人都是伪，自己才是真。一种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真伪观。二是以邻为壑的封闭型思维——热衷于单干，反对联合。“文人相轻”，政客贵于学者。三是不求先达的钝守型思维——锐攻不如钝守，冒险不如稳妥。“冷眼看世界，事后求功过”。学者们分析归纳的传统思维方式固然可能有些尖锐苛刻，但又是普遍存在的。这几种思维方式所导致的最集中的恶果，就是形成了一个就事论事、以点带面、以偏概全、非此即彼的典型二元化思维方法，它使得很多人在看问题时，非要把一个事物的多个侧面截然割裂并对立起来，得出的结论往往不是真就是伪，不是左就是右，不是正确就是谬误，不是姓“社”就是姓“资”，在纠正一个问题或认识时，则矫枉一定要过正、脏水和孩子必须一起扔掉……用这种思维方式去指导实践，无不是“瞎子摸象”、“管中窥豹”，不能也不可能把握事物的真实面貌。用这种思维方法去解决问题，只能按下葫芦起来瓢，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又给自己设下了新的陷阱。可悲的是很多人对这种思维方式的危害竟然没有知觉，以至于在追随科学的同时还顽固地死守着它。比如：

在对科学知识构成的认识和把握上看，有相当一部分人钻入科学的分化中不能自拔，立足于本门学科孤芳自傲而不视其他。却不知，虽然科学作为一个统一的体系逐渐分化成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四大部类，并且各个部类中的分化仍在继续，但是，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进步，在科学不断分化的同时，科学的融合也在悄然兴起，并不断增强。特别是一批“横断”学科（混沌学、模糊数学、系统论、耗散结构论等）的出现，已很难再分清它们谁是自然科学，谁是社会科学，再用单一部类的科学知识去认识和解释社会将很难得出正确的答案。著名的经济学家哈耶克曾经讲过，“后来才发现，当自然科学家急于尝试将其专业思维习惯应用于考虑社会问题时，却常常不可避免地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在对新知识、新理论的学习和运用上看，本来捕捉和追随新事物是件好事，但任何事物都是正负效应并存的，而我们有些同志却不懂得这些，只把眼光聚焦于新颖和时髦，只知抓住一点盲目遵从，而不知一只脚刚刚踏上山顶，另一只脚却不知不觉又迈向了深渊。例如，当“量化管理”理论涌现在我国时，一时间便成了许多“热衷”于管理科学、但又不很明白的领导的口头禅，逢事必讲，津津乐道。却不知道美国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在重新审视它的价值了。他们通过实践检验，发现单纯讲量化管理，只能导致人们去追求细枝末节而忽视从宏观整体去思考问题；养成了人们循规蹈矩的习惯而丧失了人最可宝贵的想像力和创造力。

在企业管理和技术创新上，误区也是不少。比如在企业管理上，把规模等同于效益，认为只有规模大，位势才能高，效益才能好（注意，这里真正关注的其实是位势）。为了扩大企业规模，肆意扩充机构，盲目开发项目，想方设法（甚至非法）筹资，增加资产投入，结果造成机构失控，负债累累，企业倒闭，负责人落马；在技术创新的市场定位上，只认为搞出高新技术、高科技产品才是技术创新，因而放弃了对一些市场销售较好的老产品的改造和投入，到后来，不仅浪费了财力和精力，也失去了原来声誉比较好的老产品市场；在技术创新上，只认为是产品创新，而忽视了对产品的工艺创新、营销创新、管理创新。

从对认识和实践的主体看，往往把人类群体和个体的认识和实践混为一谈，常以人类群体为名，却仅以个体为实，因此无论说多少“经验”和“实践”，到头来，却不免滑向主观主义乃至庸俗唯物论。恩格斯曾指出，人的思维不是个人的思维，而是“无数过去、现在、将来人的思维的总合”。列宁也讲到唯物主义的前提是“把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基础”。这就是说，一是人类实践的总和才是认识的基础，只有自觉立足于人类认识、实践的总和，以人类群体为认识主体，才会“必然导致唯物主义”。实践第一的观点绝不是以哪一个个体的实践为依据的。二是任何认识的进展都有赖于实践的发展，即使经实践检验成功的认识也不可能将其正确性绝对化，任何实践仅能暴露和检验事物发展的某一侧面，没有也不可能有全面暴露事物的实践。

这些思维方式和这种思维方法作用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态度上，朴素的感情表现的更多的不仅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曲解，还有的则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障碍。不要说过去对“泰勒制”、“福特制”等生产组织形式和管理体系的批判，也不说对市场与计划的争论，单就对共产党阶级力量组成的认识看，也反映出一种局限性和狭隘性。殊不知，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时，就已经深刻指出，革命的道路不能笔直又笔直，革命的队伍不能纯粹又纯粹，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为丛驱雀，为渊驱鱼，浩浩荡荡赶到敌人那边去了，自己只落个孤家寡人。如果毛泽东同志不会利用“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一点又痛又痒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工农红军怎么可能由小变大，以弱胜强？中国共产党怎么可能夺取政权建设新中国？如果不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能坚持与时俱进，中国也不可能改革开放，也不可能创造那么多令世人注目的辉煌成就。……

综上所述，我感到坚持“与时俱进”品质，首先要提高主体素质——民族群体的素质，而提高素质的核心还是要解决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我们要下大力气，切实按照“三个代表”以及“世界眼光、战略思维、理论素养、党性修养”的要求，强化对干部进行“三基本、五当代”的教育学习，加强对干部跨学科、专业的培养，勇于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的束缚，摒弃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不利于人的潜能发挥的评价标准和落后习俗，只有如此，才能尽快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才能使我们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准确把握事物的本质，才能使我们的认识和行动更加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保证我们的事业与时俱进。

二、坚持“与时俱进”精神，不仅要重视人的素质的提高，还要注重制度和制度环境的建设，现代社会发展更要依靠制度做保障

多年来，由于我们经济技术的落后，面对强大的敌人，我们不能不更强调人的因素第一，这本身没有错，但是后来我们把它强调到了一个不适当的位置，变成了只讲主观、主体，不讲客观、客体；只讲鸡蛋能变成鸡，却不知温度高了或者低了，鸡蛋就变不成鸡了；只讲人格化的力量，只要求大家要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却不讲怎么样才能发挥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中，只讲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却没有想到单凭人们的高热情与加大投资和发展技术之合力，并没有使我们明显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在农业文明时代，人的素质或者说人格化的力量对人们生活与社会的发展确实可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但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背景下，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则更需要非人格化机制——制度和制度环境的建设。

制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用于调整社会关系和行为活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当把制度当成一种资源时，就可能出现短缺。无论是在社会形态的更替中，还是在一个社会内部制度的改革中，只要改变了的环境使原先有活力的制度越来越缺少活力、原先灵活的制度逐渐僵化时，就可能产生对制度需求大于供给的短缺现象。特别当改革由单项突破变为整体推进时，人们对制度创新的呼声就会越来越高，很多问题和矛盾的化解也就越来越有赖于制度、特别是具体的操作性制度的创新。

近年来，中外学者对文化与制度环境问题做过很多广泛而深入的调查，其中很具典型意义的，就是对近10年来最为耀眼的IT产业领域里的3个著名企业地区——美国的硅谷、128公路地区以及日本的筑波的运行状况所做的比较：尽管硅谷与128公路地区和筑波开发着相近的技术，在同一市场上活动，结果却是前者蒸蒸日上，后二者逐渐走向衰落。中外学者发现，出现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3个企业地区存在的制度环境和文化背景完全不同。通过对高新技术发展的研究表明，检验一种制度安排是否适当的最终标准，在于它是否有利于发挥人力资本或者专业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想像力和创造力。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一个企业高新技术发展状况的最主要因素，不是物质资本的数量和质量，而是与人力资本潜力发挥相关的经济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等社会因素。应该说，这是一个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结论。

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还可以看到，前苏联虽然从1918年秋就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后来进而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以及苏共中央直属的社会科学院），但是，由于从20年代后期开始盛行的文化专制主义、教条主义以及逐渐僵化的体制和制度，窒息和扼杀了创造性的理论研究，以致在苏联共产党执政的70多年里，竟未能培养出马克思、恩格斯型的伟大理论家、思想家，也未能造就出普列汉诺夫式的马克思主义硕学鸿儒。前苏联的悲剧充分说明了制度和制度环境一旦出现缺陷和落后所形成的巨大破坏作用。

从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的角度看，也是同理。为什么我们在加大反腐败力度的同时，大案要案却越来越多，以至于出现“前仆后继”现象？北钢的管志诚刚刚倒下不久，继任者就紧步后尘；贵州的阎建宏尸骨未寒，后来者又随她而去。这些人原来是坏人吗？如果是，为什么让他们去掌握这么大的权力？如果这些人原来并不坏，为什么在同一岗位上又相继受到法律的制裁？说到底，还是制度及制度环境出现了缺陷。小平同志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如果我们不能尽快克服和改变制度中现存的缺陷，不加大对客体治理的力度，我想，弄虚作假、贪污腐败问题就不可能很好地解决，很可能，连那些正直诚实的人们一旦获得权力，也会很快坠入腐败的行列，成为制度性腐败的俘虏。

目前，制度问题已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加强制度建设，确实成了改革的重中之重。制度建设虽然重要和紧迫，但是，我们对制度建设也还需要有一个理性的认识。一是制度不是万能的，我们不能把所有问题和灾难都归结为是制度的缺陷而不再从其他方面去深挖根源。二是制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制度的完善与进步需要时间和过程，也更需要主体素质的提高以及对制度建设所做的努力。人与制度应该是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人设立了制度，制度也生产了人。人格可以制度化，制度也可以人格化。存在决定意识、环境造就人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而人可以改造环境、创新制度则是事物的另一个方面。只有把内因和外因、主体与客体、德治与法治、人格机制与非人格机制有机地融合起来，才符合辩证法的法则。三是对制度的功能需要有一个全面、系统和辩证的认识，因为，制度具有多种功能，比如制约的功能、惩处的功能、保护的功能、激励的功能等，但也是一把“双刃剑”，它们既可以形成整体的正效应，也可能相互之间出现抵触而削弱其正效应，我们对此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过去，我们对制度建设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单纯从管人的方面下功夫过多，总想把人管得老老实实的，其实这是对制度功能的一种偏见。制度确实需要具有很强的约束力，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对于违法犯罪的人，必须要严厉惩处。但是，制度的制约力和严肃性不在于有多少个不准，也不在于惩罚的措施有多么严厉，其关键还在于能让人们信服它并能做得到，这是其一。其二，制度的功能不应该仅仅是制约和惩处，它更重要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好的环境，而这个环境必须能尊重人、能最大限度地去调动和发挥人——所有的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不能想象自我封闭、因循刻板、蹈常袭故、缺乏活力的环境，以及在此环境中造就出来的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人能够有所作为。其三，制度还要发挥好保护的功能，即保护正义、保护合法权益、保护好人。不仅要保护做好事的好人，也要保护有缺点、甚至为做好事而犯错误的好人。因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衡量事物的标准很难一下子确立。有时为了整体的进步而不得不在局部暂时退一步的人，或者说，为了终止更大的损失而敢于承担已经发生的损失的人，我们需不需要保护？！这是制度建设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其四，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我国的入世，制度建设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特别是在两个方面要有所进展，一是要适应和遵循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和道德准则（互利性和自利性），二是要尽快作好与WTO规则，包括国际惯例和更广泛的国际法规则接轨的工作。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我们不仅要运用和发挥制度和法律的效能去维护社会的公正性和公信力，还要学会处理和保护不同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既要保护公共大众的利益，也要保护个体私人的利益；既要保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也要保证让其他国家的企业和个人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总之，只有坚持与时俱进的品质和精神，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坚持完善和发挥制度的整体的功能，才可能让制度在改革的深化、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中发挥它应有的效能。